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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保護製度在我國的構建探討》——我的畢業論文第一次初稿

2009-04-22
我對于我寫的這篇畢業論文自我感覺一般般啦,但絕對是100%原創。寫作累計時間是7個多小時,可想而知這樣趕製出來的論文質量如何啦。
不過本人最近實在無法抽身,這些天在擠點時間改改論文吧。
論文如下:

證人保護製度在我國的構建探討
李璐君

【內容摘要】:目前中國的證人是可以在公檢機關錄口供之後不用出庭指證犯罪嫌疑人,這與司法審判要求程序公正的要求有相違背的,落後於國際上的司法發展路程。本文通過對美國證人保護製度在中國實施的可行性分析,引出證人保護製度在中國的構建分析探討。在對中國現狀的司法制度、政治制度、民眾的法律意識分析的基礎上,假設目前就開展證人保護製度,中國的法制、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將會有如何的變化,分析證人保護製度在當代中國國情實施的利與弊,進而得出中國應暫構建證人保護製度這一結論。
【關鍵字】:證人;證人保護;司法公正
一、前言
在當代中國的司法制度下,只要證人在公安機關錄過口供,則可以在法庭上不用出庭指證,這使得有時在中國大陸,證人是否出庭不影響案件的審判。
這種現象和西方成為鮮明的對比。
看過香港警匪片的朋友或許對片中黑幫不惜一切代價力求在證人在出庭指證前,將證人暗殺的情景很有感觸。沒錯,西方社會是很重要呈堂證供這一程序,任何證物和證人必須在法庭上被檢控雙方進行質證,法官才會採納。並且美國的法律裡面還有5次反悔的說法,就是即時你在警察面前四次承認自己犯罪,但第五次你完全可以推翻前面的供詞。因此在美國,警察是很留意在每次在犯罪嫌疑人面前說「米蘭達警告詞」,這樣防止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指口供不可信,因為美國有過判例,就是米蘭達這人在坐監後又上訴,說自己當時在錄口供時沒有知道自己的權利,因為美國憲法明文規定任何人無需自認其罪,由此,美國的米蘭達口令就成為日後執法機關所必須向有關人士講述一遍的程序。
但是在中國大陸,長期的階級鬥爭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響,有關人士在執法機關面不「坦白從寬」就被很多執法人員認為是與其對抗,進而採取一些不正規的手段迫使其招供。
可是在這種威逼利誘的情況下得到的口供如何可信呢?
且不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否可信,有時證人的證詞也不一定可信。但是在中國大陸的法庭,證人可以不用出庭,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十分多的。
由於證人不用出庭指證,這使得證人完全可以在公安機關錄完口供,然後用檢察院人員在庭上宣讀即可,這使得犯罪嫌疑人如果想阻止證人出庭的機會幾乎為0,這雖然表面上看有利證人的人身安全,但其實這一現象持續過久,就會讓執法機關覺得證人做完口供後可有可無,不用像西方那樣在出庭前怕證人有所差錯出不了庭而增派人手進行保護。其實,在大陸很多刑事案件裡,證人只要被公安機關錄了口供甚至只要把目擊案件經過告訴公安機關,證人的作用就可以結束了,因為本著很多公安人員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而言,證人只是他們破案的工具,而不需要去盡心去保護證人,因為證人可以不出庭,證人死了不影響案件的審判。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英美國家的文化交流,很多國民或多或少接觸到西方先進的司法理念和製度。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麼美國等外國式的證人保護製度是否可以被我們直接拿來使用,或者稍微改造用於中國的證人保護製度呢?
中國倘若也撒張旗鼓地實行證人保護製度,是否會對中國的發展有所幫助呢?
筆者將在此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不符合中國的預期目標。
(一)如果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就必須廢除戶籍制度。
美國沒有戶籍制度,任何美利堅國民可以在這個州生活,也可以遷徙到別的州生活。並不因為出生地、工作地等原因,就限制此人在這個州有享受福利的權利,離開這個州就是黑戶口,自己享受不到此地的福利,孩子上學問題也無法得到解決。
但是中國至今仍保留著戶籍制度,這個戶籍制度基本束縛了一個人在此地出生,如果不是因為升學、工作等原因,那麼此人將一生生活在這地區。
那為什麼中國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就必須廢除戶籍制度呢?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個人沒戶籍制度束縛在某個地區,那么生活在這個地區裡的人就是一個小圈子。這個小圈子裡的人成長、學習、工作生活或多或少都會認識,按照美國證人保護製度,收到潛在威脅的證人在出庭作證後將實施“人間蒸發”的計劃,美國政府將會安排證人及其家屬到新的地方,給予新的身份。
問題就出在安排到新的地方這一重要環節。
如果中國證人保護製度也進行“證人人間蒸發”,然後安排證人及其家屬到新地方生活,這個新地方就會活生生冒出一個家庭,倘若中國已經把證人保護形成一定規模,這種活生生冒出一個家庭不免會被有些人懷疑是根據證人保護製度過來生活的。如果此時犯人要進行報復,他們完全可以順藤摸瓜,找到已經是新身份的證人和家屬進行報復。
因此,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就必須廢除戶籍制度。
(二)如果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就必須廢除檔案製度。
美國沒有檔案這一事物,但是有社會保險號碼。
雖然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碼有記載公民信用的記錄,但是由於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碼不是每個階段都記載資料,最主要是社會保險號碼不是每個人和每個組織例如非政府組織都可以對社會保險號碼進行查驗。
美國的社會保險號碼的信息是由政府和公營機構輸入,雖然期間可能出現內鬼,導致信息的洩露,但是美國社會保險帳號與中國檔案的信息輸入的最大不同是,中國檔案在有關重大事件的記錄時需要寫明介紹人,而美國基於對政府和公營機構的信任,不需要指明介紹人。
中國的檔案,例如在寫某人何年何月何地入團時,會要求寫明介紹人是誰;在寫學歷時,僅就中國已經實施9年義務教育而言,檔案上要記載小學的見證人和初中的見證人,如果中國在實施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中國的檔案製度將是巨大的漏洞。
看檔案的人只要留意調查檔案上記載的介紹人和見證人,就可以順藤摸瓜找到證人及其家庭生活地區,或則知道檔案上的資料是重新編造過的,站在其面前的可能是一名進行了“人間蒸發”的證人或者家屬。
因此,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就必須廢除檔案製度。
(三)如果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中國的福利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
美國式世界上第一強國,有其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美國公民及其綠卡持有人因為居住地區的變動,享受到的社會福利保障就會變無或便有。
而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戶籍制度是息息相關的。出生在農村戶口的家庭相對而言就比非農業戶口的福利要低很多。
並且美國對於土地是認定為私人財產,私人財產的持有人不會因為居住地點而喪失或獲得土地的所有權。
但中國的土地所有權是國家,農民只是有土地的使用權。並且一旦轉成非農業戶口,其土地的使用權就會喪失。對於終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農民來說,離開土地的生活是很難持續的。
因為中國的農村教育還不十分普及,平生放牛耕地的農民,只為一次出庭作證而需要更換身份,那麼戶籍的轉變就會是這位中國農民的滅頂之災。
倘若這位中國農民被新安排到另個農村生活。中國農村就是一個小社會,一個村的農民通過行政或司法手段到另個村生活,是很難得到當地人的認可和接納,更重要的是土地的分配問題,他/她要么獲得較邊緣地方的土地,要么是很荒蕪的土地。即使能分配到很好的田地時,如何使外鄉人服氣,可不能說是此人出庭作證而獲得好的優待,這將暴露證人的身份。但如果不說,很可能就此計劃農民與政府的矛盾。
倘若這位農民被新安排到城鎮生活。由於中國農村教育未普及,這位農民很可能沒有多少文化,在沒有土地耕田放牛的城鎮地區生活,試問這位農民可以做什麼?
而美國不同,美國的福利制度已經保障了即使沒活干在家呆著也能領導失業金,這是和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相發展的。
因此,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中國的福利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
(四)如果要進行美國式證人保護製度,中國必須進行徹底的司法改革。
證人保護製度是屬於司法制度的範疇,中國的證人保護製度有所欠缺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學術界不能單就證人保護製度泛泛而談,因為“事物都是相互有聯繫的”,如果中國的司法制度有待完善,那麼證人保護如何出淤泥而不染呢?
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腐敗案腐敗不時發生,冤案錯案仍然有發生。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草率打著民主的旗號建立證人保護製度,那麼中國的證人保護製度在沒有整個嚴明的法制大環境下就可以過早的夭折,日後再進行證人保護的構建探討就不得民心。
中國的司法制度沒有美國司法制度那麼完善,倘若照搬現抄美國的證人保護製度,只會是“揠苗助長”。
由此可見,美國的證人保護製度的確十分完善,運作地十分優良,但對於封建思想統治了幾千年的中國來說,他山之石還真不能攻玉。
三、在當代中國,實施不當的證人保護製度很可能成為政治和司法腐敗的新源頭。
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並沒有形成完善的證人保護製度,雖然當代中國有刑訴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的司法規定,但是並沒有在實際應用中指明具體實施的細節。
縱觀以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證人保護製度,並沒有多少值得中國借鑒證人保護製度。
放眼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些發達的民主國家的確有許多已經實踐證明可行的證人保護製度,但正如前文已經分析的那樣,當代中國還缺少種子發芽所需的環境。
借鑒西方發達的民主國家,結合當代中國的具體國情,筆者發現一旦在當代中國實施證人保護製度,當若實施不當,這證人保護製度就很可能成員政治和司法腐敗的新源頭,原本促進司法公正的初衷就會成為倒行逆施。
(一)誰來執行證人保護製度?
當代中國,政治影響著司法機構運作是不爭的事實。
在沒有完全司法獨立的形勢下,實施證人保護製度,僅就證人保護製度的執行機關的選取就會引起很多的爭議。
(二)證人保護執行機關的權力如何制衡?
沒有製衡的執行機關,一旦權力過度膨脹就很可能伴隨而來的是腐敗問題。
1、犯罪行為可以利用執行機關的權利鑽法律漏洞。
由於證人保護製度需要高度的機密性,一般的公眾、媒體很難進行監督,犯法的人士、有錢人、貪官等人只要塞錢給證人保護執行機關,按照證人保護計劃,此人將得到新的身份,到新的地區生活,以往的記錄將註銷。這樣一來,犯罪等行為經過證人保護裡的漏洞一轉換身份,不用潛逃或洗錢,就可以輕鬆地“黑道變白道”了。
2.政治鬥爭可以利用執行機關的權力進行政治迫害。
如果政客覺得某人阻礙其政治道路的發展,完全可以利用證人保護機關的權力對那人進行“證人蒸發機關”,註銷那人的過往經歷,比如使一個科技專家轉換為農民,發配其到邊遠地區種田,這樣一來就可以消除那人對政客道路的阻礙。
(三)如何判別證人保護對象的篩選?
(1)真正受到危險的證人是否需要保護?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證人出庭後,其和其家屬受到威脅,國家有義務使證人及其家屬的安全受到保障。
(2)潛在受到威脅的證人是否需要保護?
這是個十分棘手的事情,因為不知道這個潛在危險的時間有效性有多長,很可能是預期的危險,很有可能是不預期的。
不一定是證人出庭前或從法庭走出來就受到危險。例如可能是等罪犯服刑完出獄後才開始報復。
但是一旦罪犯的服刑時間是十幾年甚至無期徒刑呢?無期徒刑減刑後,當年證人沒有進行證人保護計劃,經過了這麼多年,辦案人員可能早已進行更替,這時重新進行證人保護計劃的評估,既沒有效率,也浪費財政。
(四)誰可以監督證人保護計劃?
由於證人保護製度的實施需要高度的機密性,誰來監督證人保護計劃亦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倘若為了防止某些人鑽空子進行證人保護身份轉變,那就需要審核。但是一旦審核人員及審核程序過多,勢必對證人保護的機密產生很大的威脅。
但是沒有審核制度的證人保護計劃則會導致政治和司法腐敗。
(五)受到非生命健康威脅的證人是否可以納入證人保護計劃?
受到威脅不單單是身體健康,也有可能是出庭之後就丟失工作或者受到別的非物質的威脅。
例如一個人在出庭某個案件後,由於是指證本單位領導層貪污受賄,即使最終檢方贏得了官司,但很有可能在本單位還是受到排擠,丟掉了工作,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證人並沒有收到生命健康的安全,但證人保護製度的執行機關是否應該安排證人一份工作?
如果執行機關幫證人安排工作,一來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二來執行機關能幫安排的工作的無非是政府機關和公營機構,那麼尚且不問證人的學歷、履歷和能力是否能勝任公務員工作,這裡就牽扯到了司法公正的問題。
倘若證人在沒有受到生命危險,執行機關要為其安排工作,那麼只要有人一鑽這個漏洞,那就是出個庭丟了工作就要求到政府部門當公務員,那麼社會畢竟打亂。屆時,還有誰去考公務員?大家只要去做證後丟了工作就直接能做公務員啦。
(六)證人保護計劃在中國的實施是否能得到國民的認可?
證人保護計劃在中國的實施是否能得到國民的認可,我們不得而知。
但我們不妨我們設想下:
1.證人保護執行機關是否會被國民視為恐怖機關。
由於中國許多人經歷過十年動亂,倘若旁邊生活得好好的一個人無故消失,民眾是否會認為是政治迫害,身邊消失的那個人因為政治等原因被迫害,經過眾口鑠金的效應,最後的傳聞很可能是此人已經被槍斃了。此時,由於證人保護製度的高度保密性,執行機關不可能站出來說此人不是被政治迫害,而是進行證人蒸發身份轉換了。即使站出來講,如何使民眾和媒體相信呢?
2.證人保護製度是否會被國民視為恐怖政策。
在沒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下,身邊的人無故消失,很容易引起民心的不穩定。
經歷過政治風波的民眾很難安心生活在這種身邊人很有可能一下子不聲不響的消失的環境下。
如此一來的證人保護製度如何體現“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呢?
(七)證人保護製度可能會被公安機關破案不得力當作藉口。
證人保護計劃裡的證人蒸發轉換身份這一環節,會造成一些人口失踪的案子與真實人口失踪的案子混淆。
實施證人保護製度,真實發生的人口失踪案件很有可能被一些不作為的公安機關直接當作已進行證人保護來處理。
(八)證人保護計劃可能會被政治迫害等乾擾或利用?
現實案例中不乏執法機關與貪官勾結迫害舉報人、上訪者和證人,如果證人保護製度的執行機關在沒有有效的製衡和監督之下,很可能被某些個人或者組織作為政治迫害的工具。
因為證人保護製度進行的證人身份轉移是有漏洞可鑽,執行機關在進行證人保護時,會安排給證人新的身份和環境。如果執行機關被一些人或組織利用,證人將可能被安排到邊遠的窮山區,屆時由於交通、通訊的不便,證人無法及時有效報案和申訴。
(九)證人保護計劃在中國的實施是否促進人權的發展?
在證人保護製度高度機密下進行的證人消失轉換身份,公眾、媒體的國際組織無法監督其具體實行情況,證人保護計劃很有可能被一些人、一些組織利用,當作復仇、排擠或政治迫害。此種情況的發生,到時只會對中國人權的發展百害無一利。
(十)如何防止一些人鑽證人保護的漏洞?
有些人因為需要向轉換身份,比如犯過法但沒有被發現,這時如果證人保護計劃的對像沒有合理的篩選,就很有可能讓以後案情一旦敗露,也無法破案。
(十一)由證人作證的檢方案子敗訴後,證人是否需要列入證人保護的對象。
這問題關係到“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的敏感問題。
上了法庭的犯罪嫌疑人不一定是有罪的,這是國際上和中國一致贊成的“無罪推定”理論。
既然是“無罪推定”,通過法庭的審理,檢方一旦終審判決時敗訴,那麼犯罪嫌疑人已經獲得自由,這時證人是否還應該受到保護呢?
(1)如果此時證人受到威脅就保護,將是許多人鑽空子。
如果所謂的證人亂作證,污衊他人而作證,如果還對其進行證人保護,將影響司法公正。
但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證人保護製度執行機關如何判明證人是否是污衊還是檢方證據不足。如果此時處理不當,將導致證人保護製度執行機關權力膨脹進而更加影響司法公正。
試問證人執行機關有審判證人是否違背司法公正的權利,又有執行公民身份轉換的權利,而外界不得而知,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恐怖機關?
(2)如果此時證人受到威脅不受保護,將極度打擊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
如果只是檢方證據不足導致案件敗訴,但只有勝訴的情況下證人才收到保護,那由證人承擔案件勝訴還是敗訴的風險是極其不公平的。
屆時本來初衷是為了促進證人多出庭作證的初衷反而導致很多證人怕敗訴後得不到保護更加不願出庭作證。
四、證人保護製度的其他實施途徑。
實施證人保護製度,不一定非得走“證人消失轉換身份”,美國等國家實施的證人保護製度不一定適用於中國這一特殊國情。
(一)中國現今的證人保護的路子不適用於將來的證人保護髮展。
我國刑訴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現今中國普遍意義下的證人保護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證人錄口供時保證證人不受到生命威脅,法警負責保護證人在法庭上不受到生命威脅,這都是構建在司法機關辦公範圍內的證人保護,一旦出了這些機構的範圍,就不能受到保護。
在這條老路子下,光出台一些空洞的發條和規定是無法保障證人的安全的。
五、中國的證人保護製度何去何從。
(一)現今實施證人保護製度的構建將胎死腹中。
1.中國的法制沒有完善。
證人保護製度是離不開司法制度這一大背景的,如果根基沒有打牢就想著空中樓閣,這不是愚公移山的行為,而是一種愚昧無知的舉動。
現實,中國仍出現不時出現刑訊逼供的執法機關執法犯法的行為,不少領導幹部以權謀私,買官賣官仍有所發生,中國的司法制度需要進一步的改革。
現今草率學習外國實施證人保護製度,只能為腐敗滋生新的土壤。
2.政治環境阻礙證人保護實施。
改革開放後,政治和經濟一度蓬勃地發展,但隨後發生的事件一度中斷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老一輩人經歷十年動亂的場景仍歷歷在目,中年一輩在八十年代末期經過的政治風波已有20年,年輕一代在暢遊互聯網時接觸到西方思想的機會日益增多。
目前中國還有不少矛盾沒有解決,下崗工人問題、農民工問題、畢業生就業問題等等需要我們去解決,不少地區因為沒有很好地去解決問題而積累不少民怨。
倘若此時身邊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活生生地消失了,很難讓人判斷這是政治迫害還是證人保護計劃的實施。
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還無法為證人保護在內的司法改革提供一片沃土。
3.公民的法治觀念有待提升。
(1)證人與公民的法治意識是分不開的。
公民的法治意識有待提升,這樣才能讓證人意識到作為證人出庭作證是一項法律所賦予的權利,才能讓證人冒著日後會受到報復的危險去出庭作證。
(2)司法機關的法治意識與證人保護製度息息相關。
司法機關的法治意識直接影響著證人出庭作證,影響著證人保護製度的實施。
法治意識沒有在執法機關中根深蒂固,就會讓許多辦案人員甚至是法官覺得證人出庭作證是一種累贅,會讓他們覺得既然在筆錄上已經有證人的口供了,那出庭作證就沒有必要了。沒有證人的出庭作證,就不太會有證人收到威脅,進而證人保護就形成一紙空文。
4.西方敵對勢力還在醜化中國。
隨著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西方敵對勢力不但沒有減弱對中國的醜化,還日益猖狂,滲透到各個領域進行顛覆。
如果我們現在就實施證人保護製度,西方敵對勢力會藉著人口的消失大做文章,污衊中國進行政治迫害。
這樣會影響我國的國際聲譽,不但司法形象受到質疑,我們提倡的“一心一意搞經濟”也會受到阻礙。因為那些恐怖言論也會外國投資者害怕,生怕來到中國後也人間蒸發,外國投資的減少,勢必會中國的經濟發展構成巨大的損失。
(二)中國證人保護製度應循序漸進的發展。
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筆者認為現階段不宜實施證人保護製度。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實施證人保護製度不單單是一項安全保衛制度,更是中國跨向民主發展歷程重要的一部。
1.先進行司法改革。
證人保護製度是司法制度的子集,只有基礎牢了,在上面構建高樓大廈才更加牢固可靠。
中國司法制度需要改革,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但筆者認為在開始進行司法改革時,證人保護製度可以先緩一緩。
因為證人保護製度的前提是證人出庭作證收到威脅,倘若中國的機關仍停留在證人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的思想時,證人保護製度就是司法改革製度的早產兒。
並且,證人保護製度必須建立在一個公眾對司法機關極度信任的基礎上,因為放棄當前身份而去別的地方學習、工作和生活是要從零開始,司法機關值不值得託付將影響證人保護製度是否可以順暢的進行。
2.進行政治民主改革。
只有進行了政治民主改革,才能讓公眾打消顧慮,面對司法機關對未來人生的安排才敢加以放心。
進行政治民主改革,一來可以打消民眾的顧慮,二來還可以規範黨內紀檢的實施。
黨內紀檢時也會有類似證人的出現,相當一部分還可能是污點證人,對於這部分證人需要公平的對待。
筆者不在此對民主的進程將如何發展進行探討,但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和中國政治民主進程的發展,中國需要去處理黨內紀檢和司法審判的關係,處理好所出現的違紀人士、上訪者、舉報者和證人等問題。
3.提升民眾法治意識。
提升民眾的法治意識,才能讓中國民眾踴躍地、勇敢地、積極地去出庭作證,如果沒有證人出庭的這一前提,即使中國實施了證人保護製度,只會讓司法資源浪費。
4.提升中國政治、法治形象。
提升中國政治、法治形象,有利於進行證人保護製度。
提升了中國政治、法治形象,公眾、媒體、外國人士和外國機構就不會輕易將證人保護製度進行時導致的人口消失問題和政治迫害聯繫在一起。
5.緩和、解決國內矛盾。
中國現今存在著下崗工人問題、農民工問題、畢業生就業問題等等社會問題,這些矛盾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一旦實施證人保護製度,因為實施所產生的人口消失的問題既有可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加以利用說成是政治迫害,煽動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動亂。
因此,要想順利的實施證人保護製度,則必須緩和國內矛盾,解決好國內矛盾。
6.提高公眾對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信任度。
要提升公眾對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信任度,才能減少公眾對證人保護製度引起的人口減少現象的猜疑,證人才肯積極主動的出庭,在收到威脅時,證人才敢於把未來給證人保護制度的執行機關安排。
六、結束語。
中國的司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很長的路要走。
證人保護作為司法制度組成的一部分,決不能脫離司法這一主體而另闢蹊徑。一朵花要開花離不開大樹的養料給養。
遲到的正義即非正義。司法公正不是僅僅體現在單獨的個案,而體現在中華大地上進行的每個審判案件中。如果證人不出庭指證而僅僅靠檢方的口供對犯罪嫌疑人加以指控是極其不公正的。證人保護製度是在證人出庭指證犯罪嫌疑人後作出的合理的必要的安排,是體現司法公正的重要表現。
證人保護製度牽一發而動全身,何時開始進行證人保護製度在中國的構建必須經過慎重的考慮,合理的論證。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目前還不宜構建中國的證人保護製度,我們應該對這個問題緩一緩,待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條件都成熟的情況下,再發展中國的證人保護製度。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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